小编 一场展览、99件文物，道尽古都南京的6000年文明史。如果文物会说话，它们会讲述关于这座城市怎样的过往？
南京市博物馆多功能厅展出的“源流：99件文物里的南京”特展，汇集了南京市博物总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南京图书馆、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等8家文博单位的精品文物，其中一半以上为国家一级文物。通过与这些见证了南京城市发展变迁的国宝文物“对话”，探索脚下这片土地源起、发展、兴盛的历史烟云。
考古学家将距今1万年前到距今50002000多年前，划定为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新石器时代。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这一时期的先民开始掌握冶铸、农业、制陶、纺织等技术，迈入了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此次展出的一件兽首人身纹陶纺轮，于1988年出土自六合羊角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发现了多处房屋地基、灰坑、陶灶等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遗迹，并出土了一批具有较高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石器、陶器和骨制品，为后世勾勒出这一时期南京先民生存发展的情景。
纺轮是一种原始纺织工具的构件，孔中插棒，利用重物旋转的力量把纤维拧成线。纺轮的出现，是原始纺纱技术进步的标志之一，标志着生产力划时代的解放，是远古先民聪明才智的体现和纺织文明的启蒙。这件纺轮上浅刻有图腾象征的兽首人身纹饰，线条粗犷流畅，意态栩栩如生，是新石器时代陶器中难得的精品。
《管子形势解》：“以规矩为方圆则成，以尺寸量长短则得，以法数治民则安。”自古以来，尺作为衡量世间万物的维度标杆，既是法度，也是标准。
最初的尺，指男人伸展的拇指和中指之间的距离，约20厘米。古代各时期的“尺”长度不一，比如商代一尺约合16.95厘米，按照这一尺度标准，男人身高约一丈左右，故有“丈夫”之称。商代以后，尺的标准开始逐渐加长。此次展览现场，并排陈列了时间跨度达1000多年的3把古尺，分别是西晋象牙尺、宋代木尺、明代木尺，带领观众领略古代长度单位的进化史。
出土于升州路一口古井中的西晋象牙尺，长24.2厘米，正反两面皆以圈点将尺的一半五等分，每分为一寸乐鱼电竞。这把古尺由象牙精磨而成，专家推测可能是一把官式尺，反映了孙吴至西晋时期的尺度形制。
在古代，历代朝廷为了增加赋税，将尺度标准一再递增。与象牙尺相邻而列的宋代、明代木尺，反映了“加长”这一发展趋势，两把木尺长度均为31厘米左右，即标准的一尺。
宋代木尺出土于中山门外孝卫街宋墓，长31.4厘米，应为墓主人日常生活所用。而明代木尺出自宝船厂遗址，是造船工匠使用的工作尺，背面刻有“魏家琴记”字样，31.3厘米的长度，与明代工部颁布的尺度一致。600多年前的工匠们，正是用一把把木尺，通过复杂的造船图纸精确地制造出一艘艘标准化的宝船，成就了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伟业。
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中唯一位于南方的港口城市，南京虽不临海，却有着“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古代各类海船均可驶入。六朝时期，以南京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与南海航线连为一体，第一次真正把航海活动从民间的经济文化活动上升为国家行为。
六朝时期的南京城，不仅以“魏晋风度”引领着中国的审美文化与生活方式，还是一座异域外邦人士云集的国际化大都市，与南海诸国的交往和贸易尤为繁盛。这一时期，来自异域的香料、异果、珍珠、琉璃、琥珀、水晶、金刚石、象牙、犀角等，成为南京的大宗进口商品。
这枚金刚石指环，出土于南京象山7号墓东晋贵族琅琊王氏家族成员王廙的墓葬中，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这枚戒指直径2.2厘米，指环上焊接方形斗，镶嵌在斗内的金刚石直径1.5毫米，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金刚石实物，时隔千年依然熠熠生辉。
金刚石就是钻石的原身，是自然界中天然存在最坚硬的物质。在美洲和南非未发现金刚石矿以前，金刚石只产于斯里兰卡、波斯、印度一带，这枚“钻戒”很可能是东晋时期经海路从南亚等国流入南京。
江南佛教之盛，发端于金陵。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率先开启佛教中国化历程，其佛教艺术风格深刻影响了北方地区。
2007年，南京德基广场工地出土的一尊南朝金铜造像，通高11.3厘米，残宽5.8厘米。佛像立于圆台状莲座之上，在莲瓣形背屏上，两侧各有一尊菩萨。这尊佛像不仅雕制精巧，背面还刻有“大通元年八月廿三日/超越敬造供养”的铭文。大通元年（公元527年），是梁武帝萧衍的年号。这尊一佛二胁侍菩萨立像，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唯一带有明确纪年的南朝金铜造像。
鎏金七宝阿育王塔，出土于大报恩寺遗址北宋长干寺地宫，塔为檀香木胎，外包银皮，表面鎏金，通体镶嵌水晶、玛瑙、玻璃和青金石等数百颗宝珠。
整座塔金光闪耀、气势恢宏，塔高1.2米、宽40厘米，总重50公斤，是全世界范围内已发现的最大规格的阿育王塔，也是中国出土体积最大、工艺最复杂、制作最精美的阿育王塔，堪称“世界阿育王塔之王”。
阿育王塔塔身镶嵌宝石并雕刻佛像、经文，瘗藏千年仍精美绝伦。发掘出土前，塔身内供奉有两套金棺银椁，其内有“佛顶真骨”“感应舍利”等稀世佛教圣物，其中佛顶真骨是世界现存唯一一枚佛祖真身顶骨舍利。
此前，七宝阿育王塔不论是刚出土时的亮相展示，还是后来的常规展出，都与参观者相隔甚远。这次展览，是“塔王”首次在独立展柜中以360度无死角观赏的形式亮相，观众不仅能第一次清晰地俯看塔顶雕刻，还能走近观赏塔身上每一道花纹的细节。
前不久，明代黔国公沐斌继室夫人梅妙灯墓出土的嵌宝石莲纹金盒，因其造型和所系金链酷似国际奢侈品牌的小挎包，登上了微博热搜，被很多网友戏称为“明代贵妇的方形链条包”。
此次特展，除了这款“网红金盒”如约亮相外，还有一套同样出自梅妙灯墓的嵌宝石金头面，在“奢华范儿”的比拼上毫不逊色，让观众一窥明代贵妇发鬓上的珠光宝气。
头面，是指古代妇女以簪、钗、坠等首饰进行插戴头部的整套头饰。以往，国内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头面多为零星部件，很少能见到一套完整的明代头面。
梅妙灯墓出土的这套嵌宝石金头面共有8件，包括1件挑心、1件顶簪、1件分心、2件掩鬓、1件钗簪和2件耳坠。整套首饰采用锤、錾、掐、堆等工艺精心打制而成，造型优美、层次丰富、技法高超，令人叹为观止，堪称明代黄金细工中的上乘之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更令人惊叹的是，每件首饰上均镶嵌有玲珑剔透的红宝石、蓝宝石、绿松石、水晶石等，使得这套头面尽显雍容华贵，体现出墓主高贵的身份和显赫的家世。
1974年，南京江宁将军山明代黔国公沐叡墓出土的“黔宁王遗记”金牌，是迄今为止我国古代墓葬中发现的唯一一件来自显赫家族的家传遗训。
金牌为圆形，直径13厘米，上部为花叶形边，刻有叶脉纹，顶部正中有一圆形穿孔，以便系绳。牌身正面中间刻有“黔宁王遗记”5个字，两边各刻有4个字，右为“此牌须用”，左为“印绶带之”。金牌背面刻字：“凡我子孙，务要尽忠报国，事上必勤慎小心，处同僚谦和为本，特谕，慎之戒之”。
金牌上所刻文字，是明初开国功臣、黔宁王沐英对后代的教诲，意在训诫子孙供职朝廷，首先要忠君报国；对待上级，要小心做人，勤恳为官；与同僚相处，要虚心谦恭。总而言之，身在官场一定要“慎之戒之”，方能安享荣华。这30个字的“特谕”，充满了儒家传统的为人处世之道。
沐叡是沐英的第十世孙，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袭封黔国公。在他镇守云南期间，武定土酋叛乱攻打会城（今昆明），并将府印掳走，沐叡因此获罪被夺爵下狱，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死于狱中，成了沐氏家族历史上唯一一位被明王朝囚死狱中的成员，直至天启七年（1627年）才归葬南京江宁将军山。沐叡墓中随葬刻有祖宗遗训的金牌，也因此显得意味深长。
林语堂先生说，只要有一把茶壶，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快乐的。中国人识茶、知茶、爱茶之风，至今承袭不衰。在南京，有一把被称作“吴经提梁”的紫砂壶，虽然其貌不扬，却被冠以“天下第一”的美誉。
明代“一改烹点为冲泡”，饮茶方式发生了划时代变革，从而成就了“贵乎金、比之玉”的紫砂茶具。据文献记载，明代茶具“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
1966年，雨花台区马家山司礼监太监吴经墓出土的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紫砂提梁壶，是目前已知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紫砂制品。由此可知，早在近500年前，饮茶方式之流变，已是“壶中茶溢，茶不离壶”了。
由于是紫砂制壶的早期作品，此壶烧制时未用匣钵导致两侧受火不均，壶面粘附“缸坛釉泪”。不过，这款提梁壶造型端正丰满，倭角式海棠形提梁简洁有力，壶嘴与壶身间贴塑的四瓣柿蒂纹片，巧妙掩盖了两者间的衔接痕迹，散发出明代器物沉稳博雅、凝重简洁的韵味。
发布于 2023-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