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11月16日晚，“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在南宁上演。人们看到，追风逐电的少数民族骏马，走过43年如歌岁月，奔腾在中国文学的广阔天地。
借此机会，本报记者走近多位文坛名家，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创作历程，感受他们眼中的星辰大海。
骏马，脚步不停。在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他们还将马踏飞燕、挥洒笔墨，继续登高原、攀高峰，彰显各民族文学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
11月15日，南方晴暖的冬日，傍晚的阳光柔和而均匀。湖边林荫下，一切细节都清晰呈现。金色和蓝色的光谱跳跃着，灿烂又深沉。莫言迎着光走来，整个人笼罩在随和的金色里。
我仿佛看到那个离开故乡的孩子。满身尘土、眼睛红肿的母亲挪动着小脚艰难地从打麦场上迎面走来，他被一股滚热的液体哽住了喉咙。“那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
在笔下，他一步步地、不自觉地走回故乡。通过《红高粱》家族，把自己最熟悉的高密东北乡放在了世界文学的地图上。故乡与民族性，成为他作品的显著特征。他用自己的创作来证明，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从民族文化里寻找素材。
采访从一碗热腾腾的广西油茶开始。大家围坐着，聊民族文学与作家创作的故事，说一方水土上万物生生不息的文学使命。
“在我三次来广西的短暂经历里，印象最深的是广西的红树林和合浦珍珠。我参观了珍珠生产车间。”直到今天，莫言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来自珍珠的哲学意象。勤劳朴素的人们总是在千辛万苦的磨砺里，将人生的苦与甜孕育成圆润璀璨的珍珠，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民族歌谣，千丝万缕的美好情感和千丘万壑的百味生活。
所以才有长在土地上生动的故事，才有淌在时间里独特的思维，才有刻在生命里鲜明的语言，才有异军突起、引人注目的文学桂军。
东西、鬼子、李冯、凡一平，《回响》《买话》《英雄》《上岭恋人》……影响力溢出文学界的广西作家和作品，莫言如数家珍。“他们都在创作的盛年，还会有优秀的作品。正在成长的青年作家也非常值得期待。”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可分割，璀璨生动。”他说，作为中国文学四项最高奖之一，骏马奖设立的初衷就是激励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学作品，用独特的民族语言，写土地上的风物，写民族地区的生活。
几十年来，骏马蹄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中国文学的大花园里，百花齐放。
书写到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时代，互联网模糊了地理边界。作家的生活半径、创作经历、创作方式都与故乡渐行渐远。故乡在何方？
2024年3月，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以“文学的故乡与他乡”为主题在北京展开对话，“我说我们两个可能在有生之年都不会被AI代替。”
将近一年过去，今日围坐邕城湖畔再次谈及这个话题，这个乐观的老头儿说，AI有强大的学习能力，未来难以预料，“但是不要害怕。作家更应该去体验具有特色的生活，更要锤炼具有个性的语言，更要构思巧妙的故事，让我们的作品变成AI下一个学习的对象。”
小视频、微短剧，碎片化阅读，甚至很多写作者开始将自己的作品进行碎片化的分割再造。
“不着急，顺其自然。”他不疾不徐地说，“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有生命力的创作。”
故乡是充满生命力的。故乡是创作的基因，从语言到思维，从故事到梦想，对作家影响深远。
“语言是重要体现，作家为锤炼语言奋斗终生。”莫言认为，作家应该是一个对语言高度敏感的人。在老百姓的生活里，语言最为鲜活，无穷无尽，时刻创新，不会僵化，也不会陈旧。作家要善于捕捉流淌在其中的、强烈的民族、地域和时代的特征，将它变成文学类的语言。
曾有一位细心的编辑观察到：莫言小说里的人物，一出门就往北跑，上河堤，过桥，一路向西……
他曾梦到马斯克来中国招募第一批移民火星的志愿者，因为承诺要去火星上写剧本，自己被顺利录取。
因为“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毕飞宇来到南宁。黑色衬衫，深色牛仔裤，一身随性打扮出现在众人面前的他，举手投足间尽显活力。谁能想到，此时的毕飞宇已步入“六十耳顺”之年。不过，毕飞宇并不认同“耳顺”的道理，他觉得往后的自己，可能变得幼稚，可能变得狂放，而这一切都源于对文学创作的热爱。
《玉米》《青衣》《推拿》……在毕飞宇众多作品中，身体是其小说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身体书写，不仅揭示了生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还反映了社会、政治和伦理的深刻问题，展现其小说创作的独特艺术追求和人文关怀。11月16日，来到南宁与读者见面的毕飞宇，话题自然而然地又从“身体”聊开来。
“身体一直是我作品里面重要的话题，这是我把握作品时代性的关键。”毕飞宇回忆起一件往事：20世纪80年代，还是乡村少年的他，用积蓄买了一条喇叭裤，这在当时的旁人看来，算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条喇叭裤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裤管有多大，而在于它非常夸张地把我臀部的线条呈现出来。我第一次穿上它时，内心充满了不适感。但同时，我又开始拥有了对身体的自豪感，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身材很棒，穿上喇叭裤还挺好看。”
这是毕飞宇对身体最初的认知，对他的人生乃至后来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对身体的关注，延伸到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对新时代的感知，毕飞宇带着身体叙事，走向文学创作世界。
不久前，毕飞宇推出了新作——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小说的推出时间距离他上一部长篇小说《推拿》，已经过去了15年。这一次，他放弃了此前的写作风格，开始以一种冷峻的笔调讲故事，在小说中对医患关系、夫妻关系、原生家庭等多角度描摹，全方位洞察一个看似完美无瑕的顶尖医生的内心痛楚。
读者们都在感慨，毕飞宇转型了，从原来的先锋创作变成了写实文学。事实上，毕飞宇从来都不那么“老实”。最初的他，作为先锋派代表专注文学实验，发表了《孤岛》等作品。在“寻根文学”江河日下时，又写出了《玉米》《平原》。当人们以为他会坚守并终老于此时，《欢迎来到人间》把视角放在当下备受关注的医患关系之上，现实主义文学性更为突出。
“我今年已经60岁了”，毕飞宇说，“这个年纪，如果你的写作还仅仅局限于面对写实、不写实，又或者纠缠于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说明你还没有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现在的我，根本不会在意这些，为了完成一部作品，我变得特别勇敢，特别自信。”
在南宁短短几天，活动行程安排得很紧凑，其中一个活动给他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广西作家协会的揭牌仪式”。毕飞宇说，他看着广西作家协会的牌子挂在面前，内心十分感触。“广西作家协会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整个中国文坛都看在眼里。可以说，广西文学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在毕飞宇看来，广西文学新时代的开启，不仅仅因为广西有那么多好的作家，好的批评家，好的出版社，还有在广西这片土地上，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文学读者。“当这几个要素加在一起的时候，它们的内部形成了共振，共振的结果让整个中国文坛都‘吓了一跳’。祝贺广西作协，祝贺广西文学！”
从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降落”南宁，阿来很快倒好了“温差”：“羽绒衣里穿着短袖，下飞机一脱就好了。”
近些年，阿来一直在用脚步丈量世界，也在行走中探讨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关系，用文字描摹丰富辽阔的祖国大地。前些日子，他的散文新作《去有风的旷野》面世，在他看来，人生如旷野，自由和答案都在风里；有风到达的地方，散落着生活的诗意，“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呈现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
广西之于阿来并不陌生，他曾吹过北海的风，也曾坐火车一路从云贵高原行至广西河池，还曾受朋友邀约到过柳州，和年轻的文友一起从桂林骑行至阳朔，对荔浦芋头念念不忘……这次来到南宁参加“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系列活动，看到南国暖冬呈现的独特景致，阿来还是忍不住感叹：“北方已是一片冬景，而这里依旧绿意葱茏，湖边的异木棉花开正艳，攀爬的葡萄藤上还挂着果……我们的祖国地域辽阔，文化多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在此间互相对话、互相交流、共同感受，构筑了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学景观。”
从《尘埃落定》到《格萨尔王》《空山》，再到《瞻对》《蘑菇圈》《云中记》，阿来让人看到一个中国作家穿越纷繁复杂的信息与各式各样的观点洪流，以文学的方式建立与中国的血肉关系，创造史诗的努力。在藏语里面，“阿来”意为刚岀土的麦苗，对藏族本身的族性表述和超越性的跨族际想象是阿来创作的两个面向，贯穿其创作生涯。乐鱼电竞官网在谈到民族语言对其创作的影响时，阿来坦言，“游走”在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之间，有益于扩展创作的思域。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间既有多样性，也要寻找共同性。语言和文学的本质都是人们互相沟通交流、增进了解的工具。
曾经在《科幻世界》杂志工作多年，阿来却并没有创作科幻小说的想法，“1996年至2006年，那真是纸媒的黄金期，我们很有幸为中国科幻文学提供了一个平台，刘慈欣的《流浪地球》也是那段时间在杂志发表的。”在问及未来AI会否取代人类时，阿来回答道：“AI技术的运用必须基于强大的数据库，而这些数据都来源于人类过往的经验。文学是最富创造性的人类活动，而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是永远向前的。只有人，才是未来的创造者。”
他说：“无论世界的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即使时代在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变，但人类最本真的情感、那些爱与恨、苦与乐、生与死，永远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
作为文坛大家，常有人请阿来推荐书单。于此，阿来坦言：“我从不推荐自己的书，因为这很不好意思；也不推荐别人的书，因为阅读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每个人去寻找、发现、确认自己阅读兴趣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毕竟只有那些让你内心激荡的文字，才是真正适合你的。”
“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首次在广西举办，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是对广西重视文学创作的肯定，也是对广西作家极大的鼓励。”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广西作家协会主席东西说。
骏马奖之夜的璀璨星光洒落广西，八桂大地文学之光星光熠熠。与此同时，单独设置后的广西作家协会揭牌，给文学桂军提振了信心、鼓足了士气。
“广西作协的揭牌不仅强化了文学桂军的组织力量，也增强了全区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文化自信，这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激励文学桂军扬蹄奋进，在广西这片文学沃土上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东西满怀激动之情。
在东西看来，“文学桂军正处于天时地利人和的最好时代。”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文化思想，出台系列激励政策，积极营造广西文学良好环境。广西作家创作的优秀作品屡获国内重大文学奖项、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出版，也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文学桂军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随着广西文学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新时代创作题材的日益丰富，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广西作协将提升服务品质，更加团结作家，更加深入地‘做人的工作’”，东西表示，在“做人的工作”方面，广西作协将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加强团结和引领，积极为作家成长成才铺路搭桥，厚植文学桂军的人才基础，把作协组织建设成为温馨和谐的“作家之家”。
目前，广西正大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集》主编，东西看到，许多优秀作家对文学创作的执着与热爱，许多优秀作品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的新成果，全面、及时地反映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引发了各族人民的共鸣、共情。他期盼广西作家们将个人的艺术追求与时代的发展、人民的幸福紧密结合起来，以人民为中心，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东西说：“我们广西的作家，在一个很好的文学生态里，这个生态鼓励我们‘出名家 出名作’。文艺要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出精品、出人才。除了勤奋和执着，还要保持创新精神，不断拓宽视野。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紧跟广西建设发展步伐，要有更广的视野、更高的品质要求和更开放的创作姿态。要胸怀‘国之大者’，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宏大场景中，推出更多顺应时代之变、广西之进、人民之呼的精品力作，在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旅游强区中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精神动力。”
在“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的一众获奖者中，马伯庸可算“特殊”——很多读者直到这时候，才注意到他身上贴着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标签。
是的，在一个天马行空的“马伯庸宇宙”里，人们极少能读到他自己的民族色彩。他笔下一个个在历史缝隙中追光前行的小人物，各有各的波澜壮阔，也从来没有被什么东西框定。但是，触发灵感的线索，却永远埋藏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马伯庸的着眼点，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叙事。就像他自己说的，“书写在大中华视野下的各民族故事。”
马伯庸又回广西了。近年来，马伯庸频频因为宣传新书与广西读者见面，本次接受记者采访，他也一再纠正部分媒体的提问，“这次来广西的感受？不，我中学时代在广西上了好几年学，所以对我来说，不是‘来广西’，应该算是‘回广西’。”
不同在于，这次回广西，更多人通过骏马奖之夜的舞台，看到了他“满族作家”的身份。同时，也会有书迷因此感到疑惑，为什么满族人马伯庸在过往的创作中，甚少表现出这一点。
答案，就埋藏在“回广西”的怡然自得里。“我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那是汉、满、蒙、回等多民族和谐共处的一座城市，大家亲如一家人。在我求学生涯里，跟随父母走遍大江南北，先后转了十几次学，在呼和浩特、三亚、还有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等地读书，见证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升华，所以在我的创作中，不会拘泥于特定民族或元素，而是书写在大中华视野下的各民族故事。”
这解释了这位出了名的高产作家，为什么大多围绕着历史进行书写，“我喜欢历史，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团结，就在于他们是不是能够共享同一种记忆，凝聚成同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马伯庸说，“中国有56个民族，为什么每个民族都能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还能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和谐共处？我认为，这个关键必须从历史中寻找。”
与马伯庸标志性的《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长安的荔枝》等历史悬疑小说不一样，本次获得骏马奖的长篇小说《大医》，是他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中国近代史。他在后记中写道，《大医》是自己写过的“最惊心动魄的小说”，因为不再需要他用奇瑰的想象力去填满所有细节。“真实”，本身就超越了一切艺术上的虚构。
马伯庸说，写作风格和题材的变化，反映了他个人的成长，“人不能总是待在舒适区，我希望在故事好看之外，也能够让人深思，有所回味，这样文字才会更有价值。”
当收获骏马奖之后，他却感到了焦虑，“荣誉是一台‘恼人’的闹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接下来要做得比上一次更好，否则就是退步。”他笑着说：“骏马奖作为国家级四大文学奖项之一，闹钟的震动声格外响亮，让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一能缓解焦虑的，就只有继续埋头写稿。”
广西读者关心的是，马伯庸还有什么“脑洞”？他什么时候会写一部广西主题的历史小说？对此，他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的回答，而人们也都知道，马伯庸是一名“冲动型写作者”，一以贯之的只有“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可能性”的创作思路，以及“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写作逻辑。具体的写作欲望，则需要某些具体的情感来触发，就比如《食南之徒》的缘起，只是广州南越王博物院一枚毫不起眼的竹简。
但马伯庸透露，他在广西的“调研”，实际上早就开始了。他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关注广西文化，近些年也多次到南宁、柳州和桂林，走过八桂大地的山山水水，尝过各地的特色美食，看过不同的风土人情。《长安的荔枝》《食南之徒》里，多多少少都有广西的影子。
他在等一个机缘，也期待有更多的创作者关注广西，讲述一个与时俱进的广西故事。“广西同样是文学的重镇，只要找到广西在全国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就能写出好的作品。”马伯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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